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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口述史 苏曼华:深圳是一座蕴藏宝贵素材的

发布时间:2019-07-11

  493333开马。1998年7月,我从辽宁省锦州市文联调入深圳市文联,时年54岁。深圳在诸多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生活多姿多彩,观念与时俱进,市民来自五湖四海……深圳是一座蕴藏着宝贵素材的创作“富矿”,每当我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一颗敏感的心就总是激动不已。来到深圳后,我创作的激情没有随着年华老去,年轻的深圳经济特区总是让我忘记自己的年龄。

  △苏曼华(右四)、周善和(右七)在井冈山市华侨周善和学校奠基仪式上合影。

  祖籍辽宁,1944年生于新疆,长于四川,后随母亲回到辽宁,现居深圳。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1世纪以来侧重于电影创作,主要作品有电影剧本《送你一根魔杖》,后被导演更名为《我们手拉手》,电影获第11届华表奖、第10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任第一编剧的电影《苗娃》获第24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国产新片推送奖、2015洛杉矶世界民族电影节最佳儿童影片奖;任编剧兼制片人的电影《鹰笛·雪莲》获第10届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第7届欧洲万像国际电影节最佳儿童故事片奖、首届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最佳儿童电影奖,以及2016好莱坞国际电影节杰出制作人奖;任编剧兼制片人的电影《天使的声音》入选国家电影局“迎接党的十九大共圆小康中国梦”主题放映活动推荐片目,是60部入选影片中唯一一部现实题材的儿童电影,并获贵州省优秀文艺作品奖。2016年,获广东省作家协会颁发的“从事文学创作逾40年并取得优异成绩”荣誉证书。2014年,被深圳市民海选为“深圳市首届最美长者”之一。

  △ 苏曼华(右二)等人在儿童文学讲习班学习时,围着冰心先生请她签名。(摄于1978年12月)

  我的第一篇儿童小说《大板筋和铜豌豆》获《儿童时代》杂志社建国30周年短篇小说征文奖,此后,我的创作便走上“快车道”。

  我1944年出生于新疆,1953年9月,我母亲调到辽宁省锦州高中工作,那时她工作很忙,没空管我,就从学校图书馆借来很多书让我读。从那时起我就爱上文学。

  我们当时住在教学楼内的集体宿舍,休息时学校其他老师会来我们宿舍坐坐。其中,教语文的常喜书老师喜欢跟我说话,有时过来翻翻我的书,问我能看懂吗?或是让我告诉他,书里写了什么人、什么事。一天,他带来了女作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丁玲此前曾凭借此书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轰动一时。常老师指着丁玲的照片说:“这是中国最有名的女作家,你要是真爱好文学,就立志当个作家,以丁玲为榜样吧!”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丁玲的名字,第一次看到她的照片。

  几十年过去了,常老师的话一直镌刻在我的记忆中。是他,在一个9岁的小女孩心里播下了种子,让我做起了“作家梦”。

  1961年10月至1964年8月,我在锦州的农村任教。1964年初,我发表了一些作品,正因此,那年8月,我被调到锦州市内一所新成立的高中任语文教师。刚刚20岁的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之余,便更加勤奋地写作。那时我已经历经过农村小学教师苦乐相伴的生活。苏联有部电影叫《乡村女教师》,但是我国当时却没有反映农村小学教师的文艺作品。我就想,为什么我不来写一本这样的书?1965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向阳第一枝》得到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肯定,编辑来信提出若干修改意见,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小说没有出版。

  1969年,我开始教授学生化学课。那时的化学课本与学生的认知能力不相匹配,孩子们也没有其他课外读物。于是我又想,为什么我不来给孩子们写一本化学课外读物?1973年,我靠着熬夜写作完成了故事体科学文艺读物《小明学化学》。经过几番波折,直到1978年2月,《小明学化学》终于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首印20万册,被许多小学用作常识课代用课本。此后,我的科幻小说等文章也都接踵甚至同时发表在当时为数不多的报刊上。

  1978年9月24日,《光明日报》用了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我在辽宁省科普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题为《我愿在科学的春天里作一只辛勤的蜜蜂》。这为我1978年11月调入锦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任专业作家打下了基础。

  锦州市文联的领导对纯文学作品十分重视,于是我写起儿童小说。我的第一篇儿童小说《大板筋和铜豌豆》获1979年《儿童时代》杂志社建国30周年短篇小说征文奖。此后,我的创作便走上“快车道”。

  △ 2004年5月末,苏曼华(中)和导演郦虹(右)在电影《我们手拉手》首映式上合影。

  山水从山上冲下来,我迎着山水向上走,打伞和卷裤腿都已毫无意义。当我见到下七乡中学校长连国富时,整个人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1998年7月,我作为文艺人才被引入深圳,调入深圳市文联。其实我与深圳的缘分,在1998年之前就开始了。很多年前,深圳有一个中国作家协会深圳创作之家,每年都有几批作家被邀请去创作。

  1996年元旦刚过,辽宁省作家协会把那年第一批获邀的惟一一个名额给了我。由此,1996年1月18日到2月8日,我在深圳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我们那批作家共有12人,有陕西的陈忠实、江苏的艾煊、安徽的陈所巨、西藏的益西单增,等等。时任深圳市文联主席张俊彪来看望大家,与我交换名片时,看着我的名片说:“搞儿童文学的吧?”原来,张俊彪主席的作品《牛角墨斗》与我的作品《大板筋和铜豌豆》都是1979年《儿童时代》杂志社建国30周年短篇小说征文获奖作品。聊起那次征文,张俊彪主席和我都还记忆颇深。

  其实我在辽宁,从1984年起已在写报告文学。那时辽宁省委宣传部编辑《开拓者列传》一书,邀请一批作家,每人写一篇报告文学,集文成书。我在被邀请之列,没想到我的作品“一炮打响”,后来稿约极多,于是渐渐走上报告文学之路。1992年,我当选为辽宁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然而,当时深圳不缺报告文学作家,儿童文学却是薄弱环节。1998年,我来到深圳,环顾周围皆有陌生之感。不过,我从来不惧怕面对新的挑战,于是对自己说:“你就是一小学生,不会就学,不懂就问,不了解情况就迈开双腿去了解,何惧之有!”

  于是,我按照安排,暂时放下报告文学,与儿童文学再续前缘——到蛇口小学去、到元平特殊教育学校去……当我敏感地发现了一个好题材,就告诫自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要紧追不舍,深入开掘。创作电影文学剧本《送你一根魔杖》时就是这样。导演后来将电影更名为《我们手拉手》,这也很贴切,这部电影反映的就是深圳实验学校和江西井冈山下七乡中学的孩子们在“手拉手”活动中共同成长、结下纯真友谊的感人故事。

  我第一次去井冈山下七乡是2001年6月,我从深圳坐火车到吉安,从吉安坐大巴到茨坪,再从茨萍搭上一辆面包车去下七乡。山路极险,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渊。行到半路又下起瓢泼大雨。到达目的地后,我茫然四顾,半山腰上有房屋,我猜那就是下七乡中学。山水从山上冲下来,我迎着山水向上走,打伞和卷裤腿都已毫无意义。当我见到下七乡中学校长连国富时,整个人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事实上,连国富校长此前就接到深圳实验学校的电话,早已等候多时。他见到我立马就急切地“汇报”,我只得赶忙记录,一任涓涓细流从头向下流淌,在脚边积成两个水洼。山区中学的学生大多离家很远,70%以上住校。我要探访学生的家庭,山里没有任何便利的公交工具,连国富校长只得让骑摩托上班的老师用摩托车载我进山家访。那年10月,我跟随深圳实验学校的师生再上井冈山,后来还曾多次往返井冈山。为了这部电影,我前后“六上井冈山”。

  天道酬勤,电影《我们手拉手》于2004年5月公映。英籍香港企业家周善和女士看到这部电影,被山区孩子们渴望读书的心所震撼,也被深圳人的关爱精神深深感染,于是捐款50万元,为电影中霞溪中学的原型——井冈山下七乡中学修建新校舍,令我备感欣慰。后来这部电影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也让我备受鼓舞。

  △2014年8月,在帕米尔高原上拍完电影《鹰笛·雪莲》的最后一场戏,创作团队成员合影留念。

  深圳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座城市富有活力、富有创新精神,让我觉得可写的东西实在太多!创作的激情常在,我的童心不会老。

  改革开放让深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2004年春,我到罗湖区渔民村采访。那里紧靠深圳河,是深圳与香港直线距离最近的地方。

  深圳的春天热如夏日,那时渔民新村还没有交付使用,电梯不开,为了弄清站在渔民村的窗口看深圳河对岸究竟能有多宽的视野?我走防火通道,徒步爬上十几层楼……春天的汗水没有白流,它凝结成电影文学剧本《河的那边是香港》,以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世界。渔民村既是深圳的叙事起点,也是改革开放辉煌成就和社会深刻变迁的缩影。

  我的作品都来源于生活,我任编剧兼制片人的电影《鹰笛·雪莲》,也是来自生活的馈赠。2013年8月,我到新疆喀什采访,听说了“深喀家庭1+1”活动中的一些故事。该项活动中,深圳市和喀什地区的各50个家庭建立联系,两家的孩子结成“对子”,像走亲戚一样互相来往。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个好题材,于是决定去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简称“塔县”)深入挖掘。

  塔县位于帕米尔高原上。从喀什出发步步爬高,280公里的路程汽车开了6个小时。我重点采访了塔吉克族女孩古丽娜热和她的家人。跟我同龄的达力·买提胡夏力讲述了他童年时遇到一名解放军叔叔,受到那位解放军叔叔关爱的故事。这些素材后来都被我用到了电影剧本《鹰笛·雪莲》中。

  回到深圳创作完成剧本后,我很快找到了投资。2014年5月,我作为制片人,带领主创人员到塔县做开机前的准备。2014年7月电影开机,70岁的我第三次登上了帕米尔高原。《鹰笛·雪莲》的拍摄地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有的场景还在5000米以上。高原缺氧,而帕米尔的植被又很少,所以缺氧更加严重。我肩负着管理整个摄制组的重任,要保证全组106人的生命安全。我们把一辆面包车改装成救护车,还聘请了跟组医生。每天都有人晕倒、有人住院,总导演李亚威身体不好,硬撑着还要追求艺术上的完美。我的高原反应是躺下就喘不上气来,每夜都是半坐半卧,后来影响到心脏健康,两只脚肿得只能穿拖鞋,就这样,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

  回首往事,我从事电影创作17年。深圳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座城市富有活力、富有创新精神,让我觉得可写的东西实在太多!创作的激情常在,我的童心不会老。

  作家必须植根于生活的沃土,才会有创作的源泉、永不枯竭的激情和力量。深圳这片神奇的土地有太多的“养分”,这是深圳作家的福分。